在日益严密的控制结构下，首先是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使得云计算、边缘计算等算力合并手段应运而生，扫除了数字化发展的客观阻碍。
一方面，所谓便利，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尽可能地通过法律削弱乃至废除那些过时的、地方的、习惯上对人们行为的限制。这里需要明确：一方面，法律义务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有其必然性，因为法律是指导或规范人们行为的，可是，只有当法律或法律义务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时，法律指导或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才能有效实现。
当然理性也有分类，但那是理性具体应用领域的差异所造成的。另一方面，要及时依法打击非法行为，依法严厉惩罚非法的行为理由。政府各级官员的依法办事会给普通群众、一般公民树立榜样，从而影响全民依法办事，最终使法律或法律义务逐渐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第二，一旦不服从义务，行为人就会受到制裁或惩罚。那么，如何引导人们选择合法行为理由而不是非法行为理由呢？一方面，法律应该是良法而不是恶法。
第一，义务是一种必须的、强制的行为，它类似一种命令。参见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在我国的法律文本中，不少法律条文使用了国家规定的表述。
[46]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公共政策是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相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法院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祉纳入考虑的范围，从而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的某些交易或其他行为的法律效力。这种现象在民法通则时代和民法典时代都比较常见。这些学者都认为国家机关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但对于国家机关的范围有不同看法。从古代社会里法律与政策的混同，到近代社会中政策概念的诞生，再到现代社会中政策概念的普遍使用，法律的制定主体和政策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
[53]孔祥俊:《司法哲学与裁判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关键词: 国家政策 行政权 司法裁判 规范性文件 效力位阶 引言在我国，国家政策是一个十分常见的概念，其不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1]也经常出现在法律文本中。
由此来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妨从法律实践的维度观察国家政策概念的实际运用，并基于总结出的规律对法律实践范畴中国家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作进一步思考。第三，区分作为日常生活用语的国家政策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国家政策，是界定国家政策概念的认知前提。法律愈发展，法律术语就愈需明确其含义。
第二，国家政策不能等同于政党政策。[5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成文法既包括罗马人民根据元老院长官(如执政官)的提议而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平民决议、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法令、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不成文法指的是习惯法。[36]由此，议会等代议机关成为专职立法机关，而政府则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掌握着行政权力，这进一步凸显了法律现象与政策现象的差别。
审查和批准权的行使主要是为了确认、审查、批准某个事项，其实质是行使监督权和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在民法典中，有6个条文(共10处)提及了国家规定,其中有3处使用了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
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发布的决定具有规范性，可以视为立法决定或立法性决定。若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国家政策与地方性法规不一致时，应先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国家的具体政策可分为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和行政政策。概念、范畴是认识的结晶、思想的载体、知识体系的元素，是衡量一个民族理论思维水准的尺度。任何致力于表达规范和建构制度的法律概念，如果不能清晰地反映立法者的意图，都有可能导致法律实践与立法目的南辕北辙,从而背离法治理念。例如，在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25]法院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被告人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38]参见汪大海主编:《现代公共政策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不过,通说认为,按照现行法律体制和司法体制,司法权一般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因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便是我国的司法机关,也即我国法的适用主体(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例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通常称为条例,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一般称规定或办法。[44]前引[40],陈振明主编书,第43页。
若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与省级国家政策发生冲突,也可参照立法法第106条处理。据此，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员会等)具有国家行政管理权，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
[19]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陕民申2995号民事裁定书。法律可能强调国家政策的权宜性，即授权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势采取相应的措施。
无论法律概念的界定，还是法律规则的设计，都应当以契合人民的实践需要为价值关怀，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要求，也是提升制度效能的现实需要。一、对国家政策概念的已有解释为界定国家政策，研究者从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等不同视角出发，形成了两类代表性观点。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享有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规定，暗示了一种授权标准，即某一项具体的权力如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范围，则可以被全国人大行使。相关总结参见梅夏英、陶好飞、许可:《法学方法论视角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再阐释》,《河北法学》2013年第12期,第13页;前引[6],王洪平文,第31页。
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国家政策，有助于司法机关认定事实性质、确认和分配权利义务、厘清法律责任等。国务院办事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不能制定国家政策。
因此，党的政策并不直接等同于国家政策。当然，这也是其遭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国家政策的制定应是政府价值导向与民众意见尽可能趋向一致的过程。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国家政策，主要有直接运用和间接运用两种方式，它们从不同角度彰显了司法者对国家政策的认知。
[16]从检索情况看，法律文本对于国家政策及相关概念的表述主要采用了三种方式：(1)直接表述为国家政策。[50]参见前引[47],薛波主编书,第1117页。 注释:[1]刘作翔:《当代中国的规范体系:理论与制度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97页。国家政策未必有如同法律条文般的逻辑结构，甚至可能不会明确指出法律后果，但无论将国家政策作为行为规范，还是作为参照标准，都表明了它的规范意义。
从实践来看，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也是国家政策被不断调适、优化并得到适用的过程。二是主张乡镇政府能够制定国家政策，与人们的朴素认知差别极大，也容易降低国家政策的权威性。
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批复或者函件，如果可以反复适用，且该上级机关有权制定国家政策，则批复或者函件属于国家政策，否则只能视为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尽管当代中国的国家政策概念与西方国家的政策概念存在一定的词源关系，由于语境差别极大，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
因此，立法者需要在一些法律法规中赋予国家政策以规范指引效力，而司法机关也认可国家政策的此种规范效果，由此形成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37]关于汉语中的政策一词究竟如何而来，存在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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